另一种方式是，如果一组规则总是能够满足或者成为一个单一的、更为一般的原则的例证或具体化，我们就可以说这一组规则是融贯的。
如果只考虑理由A和B，推理者应当得出结论p。融贯论者主张，命题的真或假并不取决于命题与命题之外的某种'实在'或'存在'之间有没有符合关系，而完全取决于命题与命题之间的逻辑一致。
也就是说，同一条规则，在立法者那里本来赋予它的意义是这样的，到司法者那里就可能理解为与立法原意不同的意思。" 二、法律知识的不确定性 普拉肯和撒特提出来的三种可反驳性，推论的可反驳性是法律中理性推理的根本特征，构成其他两种可反驳性的基础。在由可反驳性命题所组成的法律知识体系中，可转变性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若要坚持一个法律命题的正确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其转变成经由演绎推出的命题，以此消除该命题的可反驳性。"假设形式是有效的情况下，论证的本质必须是探究前提的真或伪。但事实却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完美。
"为了合理的证立，其论证所需要的理由必须形成一个融贯的规范性命题体系，涵盖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三种形式的可反驳性中，推论可反驳性的可反驳对象是法律规则和法律事实等各种信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法律体制存在不断进步的空间，客观上要求不断改革、不断立法修法，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所决定的。
这种先行先试甚至被解读为一种权利，即先行先试权。这些情况都给自贸区内企业经营带来了挑战。二是企业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外可能面临法律制度相冲突、抵触的现象，即在自贸区内的合法行为在区外则可能是违法行为。浦东运用大部门制的政府组织设计理念，弱化以部门、职能为导向的政府运营模式，强化以功能、结果为导向的部门协作管理模式[9]，不强求机构设置上的上下对应，而是按照专业化的原则对政府职能进行梳理，把政府机构划分为综合统筹、经济服务、社会建设、城建管理、法治监督等5个基本模块，使各机构的权责更为明晰，避免了部门间的职能交叉，打破了部门壁垒和部门封锁，建立健全了部门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13]因此，必须由中央政府层面进行推动，才能整合这些分散的数据库和信息库，建立统一的征信系统。以建立信用档案为基础，形成信用调查线索查询、个人信用评估、分析评分卡模式、个人资质证明的梯次化发展布局。
例如，根据负面清单，登记注册在自贸区的外资企业无需取得相应审批证书便可开展相关业务，但这家企业如在自贸区以外开展同类经营活动，则可能面临违法调查。也就是说，关于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层面进行立法，所以上述后三类法律问题就无法通过扩大地方立法权的途径来解决，这就决定这种思路所释放的改革空间极为有限。在法治中国的背景下，改革的先行先试必须有法可依、依法进行，寻求用法治巩固改革成果之道。自此，浦东新区迅速地在经济金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总量的30倍增长，初步确立了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龙头地位。
现在我国涉及到政府执法权的法律法规，一般均规定由特定的主管部门来负责该部法律法规的执行，并行使一定的处罚权。例如，浦东新区在改革中尝试的不少做法，都及时通过浦东新区人大、上海市人大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来加以确认，从而使政府的改革措施具有合法依据，可以向全国推广。这表明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法制建设并步入法治时代。目前此类问题均由新区政府通过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的方式解决，属于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具可持续性。
八年多以来的改革过程中，浦东新区有不少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都突破了法律的限制，不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律的修改和立法的进展。同时，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修法过程中，凡涉及政府执法权限的法律法规，应仅明确执法职能，不明确具体执法部门，具体操作方式由国务院解释说明，从而增强调整执法权的弹性。
本文拟从法学视角出发，对当前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主要经验做一总结，分析其面临的困局并提出破解的方案，以期推动浦东综改的继续前行。这一做法后来为2009年修改的《消防法》所吸收：除大型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项目外，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和工程验收，消防部门不再进行设计文件审核和实质性验收，只作事后备案，并按备案情况进行抽查。
第二，大量的信息库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需要统一整合。尤其是金融行业更加重视交易相对方的信用状况。例如，《产品质量法》第8条便规定，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主管全国产品质量监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一方面，浦东试点的改革探索大多数已经突破了地方立法权范围。但是，其他地区既有的政府执法体制仍然是一种条块分割的状况，政府部门之间的衔接协同不畅，相互推诿、以邻为壑、相互掣肘的现象十分突出，导致行政运行成本大为增加，运行效率大打折扣。[5]因此，改革的先行先试必须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政府的改革措施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其行为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这样后三类法律瓶颈问题均可得到解决。最后，要善于通过立法确认和巩固改革的成果。
这是浦东改革创新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浦东成为全国首个由享受政策优势的地区转化为探索体制优势的地区。传统上，这样的改革空间在于：一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尚属空白的地方，便可以进行大胆探索。
浦东新区构建个人信用征信体系的方式是从同业征信入手，向联合征信过渡。[9] 陈奇星：《浦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年的回顾与思考》，《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8] 全称为上海春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要以互联网数字商务交易平台为基础，整合整个交易业务流程实行集成化管理，为国际及国内中下游化工企业提供线上供应链管理和线下增值服务。因此执法部门必须全面掌握市场主体的信息情况，才能进行追踪式执法，有效监管，防范风险。这就使得浦东机构的效率和效能受到较大制约，改革措施的能量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现有的各项法律法规均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因此，必须尊重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便是违反宪法。
这一改革措施顺应了市场发展的需要，能够更加有效地履行市场监管职能，提升政府的服务意识，提高市场主体的满意度。这种立法方式本身并没有问题，也有利于明晰权责。
法治政府的一项基本要求，便是依法行政，政府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例如普兰[7]、春宇[8]等公司所从事的新业态，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相应主管部门也基本没有出台过任何形式的部门管理办法，这既影响公司业务发展，又不利于防范金融风险。
二是将涉及上述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等事项的改革，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揽子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以求使改革获得合法性和相关保障。这个办法主要针对解决第一类法律问题。
待试点取得经验后，以改革实践推动立法、修法，提请全国人大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使改革经验在更高的法律层级上固化下来，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但在推进改革的同时，浦东新区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和困难，甚至在当前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所遇到的核心问题往往形成改革的瓶颈，困局逐渐形成，亟需破解。转变政府职能、形成有效监管必须打破部门条块分割、垄断执法权限的局面，构建大市场、大监管的新型综合监管执法体系。但是这种做法长久以往便逐渐形成了从中央主管部委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局处室的一条线的自我封闭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里，同一名称的部门针对特定市场行为行使监管和处罚的权力。
[2] 但浦东新区改革的步伐并未止步于此。当市场活动趋于复杂化之后，这种简单的监管模式便逐渐难以有效发挥必要的监管作用。
公权力的行使与私权利的行使不同，前者是法有授权才可为，后者是法不禁止即可行。通过全国性征信系统建设，发挥其褒扬诚信、惩戒失信作用，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能力，提升市场主体信用水平，保障市场高效优化配置资源。
[12]但目前仅实现了银行、电信、公共事业等少数部门的联合征信体系，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拥有的相关信息还没有对联合征信体系开放。在推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中，针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监管效率的提升，一个重要的措施便是构建大市场、大监管的新型综合监管执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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